丁余权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科技，正让人文学科愈显被动与尴尬。长期以来，二者在学科定义、研究路径上的差异，已让彼此陷入深深的二元对立认知架构。于是，当科技的强劲效用持续爆发，而社会对其负面影响束手无策的时候，人文学科的价值便遭遇更多质疑。

　　从20世纪初中国的“科玄论战”到1959年英国科学家斯诺的“两种文化”论，科学与人文关系的二元化讨论的确源流久远。但即使放在60多年前，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仍在参与讨论时，有过所谓“两种文化”不过是人为制造的隔阂、并非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类“人间清醒”。

　　王国维曾言，哲学上的诸多说辞“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恰是这一论断的生动写照——偏颇的观点往往更易被接受，而公允全面的认知却因需要深厚的综合素养而难以普及。

　　从本质上看，科学与人文的根本诉求都是人的发展，但斯诺的论述以科学为基点，张君劢的主张以国学为核心，均将这一议题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下，真是应了王国维的话，“可爱”有余而“可信”不足。

　　两次论战每逢整数纪年都会被社会媒体隆重祭出以借古思今，参与讨论的学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其热烈与激动的情状与60多年前、100多年前真的是一脉相承。

　　二元论无果，于今而言，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批判立场就特别值得重视。他认为并不存在斯诺所言的“两种文化”，只有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背景的群体。在他看来，斯诺既非“真正的”科学家，也非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其“两种文化”的论调本质上是在社会中建构人为冲突。利维斯甚至将斯诺这种公开发表不负责任言论并试图引起轰动的行为，称作“文明的一个预兆”——它预示着社会对盲目自信支撑的“天才情结”的追捧，可能导致缺乏深刻认知的人进入权力中心。

　　有趣的是，在核心认知层面，斯诺与利维斯的观点并无本质分歧。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呼吁英国政府决策者提升科学素养，减少权力中心在科学认知上的盲目性。他敏锐察觉到现代社会对专门教育的“盲目信任”，以及由此加剧的社会形态固化，因此“两种文化”的表述更可视为一种文学修辞。

　　客观地说，利维斯的批判其实是对事不对人的。尽管他对斯诺及其观点展开了尖锐抨击，但真正的矛头指向的是斯诺演讲之后3年里，社会上围绕“两种文化”掀起的喧嚣热议。众多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声音，都未能触及他与斯诺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利维斯反复强调，这种沉迷喧闹话题的现象是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技术的普及将导致权力系统与具备深刻认知的群体日渐疏离。

　　为避免盲目自信者掌控权力，培养公众对人类知识的广泛涉猎与智慧思考的能力至关重要。斯诺一派主张，通过强化教育中的科学训练、普及人文与科学知识，可有效改善这一问题。利维斯一派则认为，研读人文经典能完善现代人的人性与生命力；而真正的明智不仅需要全面的知识储备，更离不开严谨的批判性思维、价值判断力与道德反思能力。

　　利维斯始终坚信，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载体，是抵御技术异化的重要力量。他在文学批评中倡导的“细读法”，本质上是培养一种对细节、语境与价值的敏锐感知力。在《伟大的传统》中，他将简奥斯汀、亨利詹姆斯等作家列为“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正是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始终坚守人性的复杂性与道德的严肃性，能够让读者在文字的浸润中学会共情、反思与批判。这种由文学滋养的“差别意识”，恰恰是技术时代最稀缺的品质——它能让人们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伦理、发展与可持续之间作出平衡抉择，而非被单一的技术逻辑裹挟前行。在当下，当短视频的碎片化传播消解了深度阅读的耐心，当AI写作模糊了原创与复制的边界，重拾利维斯的文学教育理念，绝非复古怀旧，而是为了在技术洪流中守护人的精神主体性。

　　弥合科学与人文的裂痕，并非要否定技术的价值，而是要重建二者的共生关系。利维斯从未反对科学进步，他反对的是将科学神化的“科学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傲慢。正如他所强调的，真正的文化共同体，应当是“有机的”而非割裂的——科学家需要具备人文情怀，理解技术的社会影响与道德责任；人文学者也需要提升科学素养，避免因知识匮乏而陷入盲目批判。

　　站在技术革命的十字路口，利维斯的思想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他让我们明白，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技术的单向突进，而是人与技术、科学与人文的动态平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效率时，不应忘记追问其背后的价值导向；当我们追捧“技术改变世界”的口号时，更应坚守“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根本原则。利维斯所倡导的“广泛涉猎与智慧思考”，本质上是在呼吁每个个体成为“完整的人”——既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又有反思自我、关怀他人的温度。

　　技术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掌控技术的人是否具备健全的心智与正确的价值判断。利维斯的警示，是对每个时代的提醒：当技术走向人文的反面，不是技术出了问题，而是人的认知出了偏差。唯有重建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在教育中培养兼具知识广度与思想深度的完整之人，在社会中构建尊重多元、崇尚理性的文化氛围，才能让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异化人的本质。这既是利维斯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也是技术时代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承担的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重蹈“两种文化”割裂的覆辙，构建一个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共生的文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