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挖坑活埋流浪狗原本在国外生产制造于高档商场售卖的名表，其配件却意外出现在瑞金某工业园区的垃圾桶内，警方偶然的一次企业探访牵出一起涉案金额近亿元的特大制售假表案。

　　近期，江西赣州警方组织在广州、佛山、河源、瑞金四地集中收网，先后抓获21名犯罪嫌疑人，端掉3个制假工厂，查扣假冒劳某士、江诗某顿、百达某丽等成品表一千余块，假冒品牌手表机芯（核心部件）一万余个、假冒品牌标识配件（含摆锤、前后盖、表扣、字钉、表链、表带等）两万余件，涉案金额近亿。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022年10月，赣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民警吴明（化名）在一次探访企业时，意外在当地工业园区的一个垃圾桶内发现了带有劳某士手表标识的部分零配件。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名贵的奢侈手表通常在国外加工制作，由国外进口至国内，在国内授权的直营店才会出售，这一配件出现在工业园区引起了他的高度怀疑。

　　吴明把配件带回警局侦查，才发现这些手表配件上不仅印有劳某士的LOGO，还有众多国际名表品牌标识。警方再度回访，更意外发现该园区内的一个工厂外布满黑色的防晒纱帷帐，门禁森严，保安对外人入内极为警惕。经侦查，一个制假售假产业链随之浮出水面。

　　据吴明介绍，该工厂专门从上海沈阳等地购入国产机芯对其进行改装，加印国际名牌手表的LOGO，或者在手表配件诸如陀和夹板上印上名牌LOGO作为配件出售牟利。“机芯是手表的核心部件之一，许多名牌手表的机芯均为瑞士机芯，不会单独售卖，该工厂就用国产手表的机芯替代瑞士机芯，只需在机芯上刻上名牌logo，国产手表机芯就变装成了国际奢侈手表机芯。”吴明说。

　　根据警方调查显示，该工厂日产量可达400余个手表机芯，单个改装机芯售价为600-800元不等，利润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之间。制作改装的手表机芯被售卖给广州一级经销商，由一级经销商购买品牌手表表带、表壳、包装盒再次组装后销售给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通过实体店铺及各大网络平台售卖给消费者。

　　南都记者了解到，这些假冒名表被销往北京、浙江、河南、广东、广西、新疆等20余个省份，单只手表的价格在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元不等。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之地——广东，早期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成本低廉的山寨品随之兴起蔚然成风，长期在广州生活的谭海涛（化名）在钟表制造业浮沉，耳濡目染之下对假表制售产业更是了然于胸。

　　在开设制造假表的工厂之前，谭海涛原本专为手表镶石，所谓“镶石”，在业内指的是给手表镶嵌宝石、钻石等。据谭海涛供述，因疫情影响镶石生意难做，自己转而走上了制假之路。

　　制作手表是一项需要精密仪器和丰富经验的行业，在制假工厂之内，除了配备财务、销售等岗位，还有专门负责在网上扒下最新奢侈名表图纸的专业人员和负责组装手表的技术员工。

　　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往往待遇丰厚，工厂内的骨干人员每个月工资可过万元，制假售假的生意则牢牢控制在家族手中，谭海涛的妻弟负责管理，侄子负责生产，弟媳负责发货、发放工资等事宜，而谭海涛本人则通过线上遥控指挥，控制家族生意。

　　据办案民警吴明介绍，谭海涛为人谨慎，反侦查意识强，共有四个微信号，其中三个用来对外联络业务，一个用来与家人朋友交流，交易从不线下见面，收发货从不暴露真实地址，“快递地址多填的是小区外面的菜鸟驿站，还会把地址写成隔壁小区，让人去隔壁小区拿货。”吴明说。

　　2023年7月20日凌晨，经过8个月侦查研判，江西赣州警方在广州、佛山、河源、瑞金四地集中收网，先后抓获包括谭海涛在内的21名犯罪嫌疑人，捣毁三个制假工厂，查扣成品表千余块，手表机芯万余个，配件两万余件。2021年7月至案发，该工厂涉案金额近亿元，这也是近年来江西赣州警方侦破的涉案金额价值最高的制售假表类案件。

　　近年来，随着保护知识产权的呼声走高，国家层面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加大，全国各地打假案件尤其是打击仿冒国际知名品牌的案件数量激增。

　　据2022年中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年度报告显示，当年全年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批捕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嫌疑人 3900 余人，提起公诉 1.4 万余人，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219.4 万件，同比增长 221.1%。

　　赣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赣州警方近期破获多起制售假冒国际奢侈品牌案，一些奢侈品名牌包除在中国销售之外还会销往境外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吴明则注意到，政府部门近年来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平台主动清理假货之后，假货的流通渠道正转向微商和二手交易平台。

　　尽管如今制假售假现象相较此前已有大幅减少，但假货始终难以得到彻底遏制。在吴明看来，高额的利润，低廉的违法成本让制假售假的犯罪者铤而走险，制假售假屡禁不绝的一个根本性难题是买方需求旺盛，顾客知假买假，“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是假货，他们也不会想用低价买到真货。”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曾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对于诸如奢侈品的消费是彰显阶级的一种手段，而作为普通消费者，买不起奢侈品转而去购买假货所带来的某种符号意义，无疑也是一种体认权力、身份、地位的消费想象。

　　不少专家学者建议消费者提升辨别假货的能力，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倡导理性消费之外，为严打制假售假，此前也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法学学者建议，加大刑罚惩治力度，降低入罪门槛。

　　如全国人大代表郝世玲曾建议让制假行为直接入刑，时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新力也建议降低入罪门槛，让定罪标准从“唯数额论”转向多元化标准。

　　根据现有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五万元为入刑标准，朱新力表示，由于制售假货的产业化、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犯罪分子会通过多种手段减少被查获的假货货值，规避刑事风险，目前的刑法规定无疑给了犯罪分子可趁之机。

　　近年来，业界呼吁加大力度惩治假货的呼声不断，中央至地方对清理假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亦在不断增强。

　　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后，市场监管总局承担专门打击假冒伪劣的行政执法任务，公安部亦进行内设机构改革，组建专门的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承担打击假冒伪劣犯罪的职能。今年年初，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原本市场监管总局管理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更向外界释放强力保护知识产权的信号。

　　赣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严厉打击制售假货的根本目的是要保护品牌效益，鼓励企业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假货多跟价格匹配，消费者多是知假买假，但违法犯罪者侵害的却是企业利益，影响的是企业长远发展。”

　　南都记者注意到，包括茅台集团副总经理张德芹在内的多位企业家也曾对媒体提及，制假售假严重影响行业健康发展，严重打击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中国企业想要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必须珍视自己的品牌形象，摒弃靠假冒和侵权获取一时之利的短视做法。通过创新和独立知识产权推动企业发展壮大，拉动经济增长。”张德芹说。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制假售假从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应对的挑战，也是世界级难题。对注重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社会而言，假货问题正是妨碍公平竞争，影响企业创新的毒瘤，更是各国在国际竞争中绕不过去的现实命题。

　　知识产权学者，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马一德曾谈及，如今全球化中的知识产权竞争变幻难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要素的全球经济、贸易、科技和卫生竞争日趋激化，以知识产权为诱因和平衡工具的贸易摩擦难解难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在不断冲突中面临着新一轮调整。

　　一个颇有典型意义的故事是，2015年，著名的奢侈品企业——开云集团曾先后两次以阿里巴巴平台侵犯其商标权并且贩卖假冒商品的原因提起诉讼，受此影响，阿里市值蒸发500亿美元以上。

　　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推动国家力量、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协同共治的局面是打假的必经之路。马一德也公开建议，中国要加速实现对外政策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则的对接和融合，提高在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和统筹协调等方面的能力，真正与各国一道有效应对全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