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王妃近日，一位大叔在地铁上蹲着玩手机，玩着玩着突遭“横祸”——被一女子怀疑在偷拍。应该女子的要求，大叔将手机给她检查，自证了清白。本以为误会解除，可没想到，这名女子转身便上网爆料，称大叔是“猥琐男”，手法娴熟不是第一次作案，并表示既然没有偷拍，他为什么不为自己发声？

　　地铁“偷拍”是劣行，对此保持警惕，当然没有错。但凡事都应以事实为依据，是其是，非其非。未寻求警方帮助，自行要求检查他人手机，检查过后还不放心，仍未走法律途径，而是打开电脑、支起键盘，编派一篇逻辑混乱的“小作文”。没有确凿证据，就给他人贴上极具侮辱性的标签，与其说是寻求大众支持的公开控诉，不如说是自说自话的言语宣泄。这种凭“感觉”下结论、我说啥就是啥的做法，不仅让所谓“维权”充满讽刺，更让人不由怀疑其是不是在恶意蹭流量。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小作文之风”盛行。事件来龙去脉未清，就能掐头去尾编出故事，输出观点，甚至拉踩无辜之人；真相还在路上，或故作高深之态，或渲染极端情感，将他人真真假假的信息曝光，三言两语就把节奏带歪到了“大西洋”。这些操作成本不高，让社会付出的代价却不低，不仅给当事人造成极大困扰和伤害，还可能加剧社会冲突与群体撕裂，搅得舆论场乌烟瘴气。

　　置身互联网，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体诉求极容易被听到，甚至迅速找到“共鸣者”，形成浩大声势。但这是一柄“双刃剑”。如若不分青红皂白，任由“中伤”之语传播流布，就会形成网络暴力。特别是对网络“”，如前文那位大叔，“触网”经验不足，就可能陷入“谁会写‘小作文’，谁就有理”的话语霸凌。对此，其实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均已明确，不得发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内容。如若违反，将被追究民事乃至刑事责任。这些年，“作文一时爽，被罚悔断肠”的案例，即是前车之鉴。

　　据南方都市报此前报道，6月11日，当事男子在儿子邓先生的陪同下，来到广州鹭江站派出所报警。得知邓先生报警后，该名女子从东莞赶到了广州鹭江站派出所，与邓先生一家沟通协商。

　　该女子情绪激动，哭着道歉表示：“对不起，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她解释，之前乘坐地铁时曾被盯着看过但不敢发声，这次发声却造成了误会，“我没想到这么多人转发这个视频，看到被转发后特别害怕有人网暴我或者阿叔，我就把视频关了。”

　　6月11日17时许，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女生将在网上发布公开道歉信。邓先生表示，“她还是名学生，公开道歉就好，不想影响她太多。”

　　她的道歉是在大叔报案的前提下发生的，如果大叔不报案，她会道歉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事情已在网上发酵了三天，网友们的批评和谴责，她不可能没看到，但即便如此，她仍然死杠，直到大叔报案，她才出来道歉，可见她的道歉是一种被动行为，是为了给自己危机公关，是一种投机行为。

　　另外，她的所谓道歉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后，她对评论区进行了控评和精选，所有批评她的评论一律不显示，却唯独显示了一条讥笑网友们“跳脚”的评论，这是明晃晃对网友们表示不屑和进行挑衅。

　　后来这个被网友扒出来，精选评论的是她的小号，和大号@注册不了张是互关的，而且小号的头像和她本人一模样，是她本人无疑，不得不说她传媒也是只学了一半，被网友发现后她又火速把小号给注销了.....

　　网友总结到，这件事发酵了几天，她都无动于衷。第一次检查手机，她没道歉！第二次警察调节，她没道歉！第三次发文网暴，网友劝她删掉，她没道歉！第四次全网发酵，她还是没道歉！第五次家属报警，她道歉了！

　　她学历高，又是新闻研究生，她这样的人知道舆论的力量，居然还嘲讽大叔为什么不为自己发声，直到大叔儿子报警表示不道歉就起诉到法院，她才火急火燎的痛哭流涕道歉。她的道歉绝不是因为知道错了，而是怕影响自己的前程。

　　又有网友爆料，四川大学女研究生当天在地铁上穿的是长裤，你穿的是长裤，又不是短裙，地铁大叔偷拍你什么？这不就是故意碰瓷地铁大叔吗？

　　有网友说：她哭不是因为知道自己做错了，对受害者满心的歉意，而是因为学校准备开除她了，是要付出实际代价了，所以自己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悔过之心。

　　所以有些人要大叔去告她，让大叔承担起改变一些东西的责任，这个担子太重，大叔害怕了，承担不起，所以大叔选择了息事宁人，就当自己吃亏了。

　　可是对于所有心怀正义的人来说，这就算了？不能，应该转为公诉，要让所有人审判她，让她受到对等的惩罚。

　　“我一个小姑娘”、“她一个女生”、“和人家一个女孩子较真有意思吗”，这类的说法，在网络上经常可见，有些人很善于使用，并沾沾自喜，因为说了这些话之后，自己的责任往往就会减轻，原本该处理的也就不处理了，从重处理的要变得从轻。这在基层实践中是一个常见现象。

　　但这是“暗暗标记了价格”的，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和三岁孩子计较”，因为三岁孩子是没有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大人和三岁孩子计较，赢了你也不光彩啊，还显得自己无能。

　　如果这种事多了，一遍又一遍地冲击社会心理，那社会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年轻女性是“限制行为能力”的，所以犯错可以轻轻放下。犯了错之后“人家女孩子都哭了”是会得到同情的，犯了错之后“人家小伙子都哭了”则是会得到嘲笑和蔑视的。

　　一旦形成这种刻板印象，那么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女性不能被赋予重要工作。因为她们搞坏了是有理由的，我还没办法。不光男性领导和老板会这样想，女性领导和老板也会这样想。毕竟人家女老板开公司不是为了搞姐妹联欢的，人家是为了挣钱的。你都是“限制行为能力”了，我怎么敢把重要工作、重要岗位交给你呢？不重要的岗位也不行啊。

　　那么这个过程中，谁得到收益了呢？只有最开始那些打拳的，她们依仗现有的社会契约和共识，抢先把这块“共有就是谁抢到算谁的”无主土地据为己有，获得了“豁免”甚至额外的利益，然后把被糟蹋过的残缺社会共识丢给剩余的全体女性，让群体为自己买单。

　　有的人脑子不灵活，觉得“激进派”打拳，我们女性都跟着也沾光啊！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这种可能，因为那时候社会共识还比较厚，先打拳的，先出拳的，都会收割到额外的收益。但这并不是在做大蛋糕，甚至都不仅仅是在男性手里抢蛋糕，更是在女性群体里抢蛋糕，先抢到的，举着一大块蛋糕：“姐妹们你们看，打拳真的有用！”，然后就可以在众星捧月中成为女权KOL，享受教众们的供奉了。或者是一锤子买卖，收割完成之后走人。

　　归根到底，当下社会的性别现状是由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因素可以影响其上下波动），因此女拳的所谓口号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又要向信徒们展示“神迹”，让自己上位为众多教主之一，就必须要不断操纵舆论和情绪，抓住一切性别有关的敏感点去搞撕裂，做出“我打拳，你们受益”的寅吃卯粮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七十年是中国女性权利提升最快的时期，但女拳对阿共则普遍带有敌意的原因。

　　张同学“哭了一下午”，换来了大叔及家属的心软：“她是大学生，我们是农民工，她的文化水平比我们高，犯了错我们应该给她一次机会。她（考上大学）不容易，希望学校不要开除她。”

　　如果是个小伙子，他哭一下午，能获得相同的待遇吗？恐怕不能。如果共识耗尽大家回归丛林，更大的吃亏是剩余的女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