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科医院vvsys在两江总督李鸿章的筹划下，近代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

　　李中堂有一句名言，显示出超越同时代人的远见：“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江南制造局于1867年仿制出德国毛瑟11毫米前膛步枪，这是近代中国生产的第一种步枪。然而，作为官办企业，该局衙门习气浓厚，管理水平低下，各种弊端逐渐显现。

　　1871年，江南制造局开始量产雷明顿式后膛来复枪，每支成本高达17.4两白银，而国外产品成本仅为10两白银。

　　这凸显出一个至今仍值得探讨的话题，即：能做出一个产品，不代表能做好一个产品，其背后涉及到管理﹑技术﹑流程等一系列因素，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

　　就在江南制造局成立的同一年，远在北欧的芬兰，工程师弗雷德里克·艾德斯坦也办了一家工厂。这家小厂房位于坦佩雷镇的一条河边，主营业务是木浆和纸板生产。谁也没想到，一百多年后，这家小作坊竟成长为一家著名企业——诺基亚。

　　大浪淘沙，潮起潮落。时至今日，在通信设备行业，第一梯队厂商仅存四家，即华为、中兴、瑞典爱立信、芬兰诺基亚。

　　自2019年美国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以来，整个行业在外力的裹挟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方式向前发展，已经脱离了常规的周期波动。中国厂商在市场和供应链的双重打压下，苦苦支撑；而西方厂商不断突入全球市场的真空地带，一路狂奔。

　　本文将对四大设备商年报进行比较分析，从数据中发现规律。主要聚焦以下几个维度：

　　2021年，四大设备商的营收排名依次是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中兴，保持“一超，二强，一跟随”的格局。

　　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华为位居44位，爱立信位居480位，诺基亚位居485位。该榜单最低营收是240亿美元，中兴在不断逼近这个门槛。

　　华为的营业利润为191亿美元，利润率为19.1%，占据榜首。爱立信和诺基亚的营业利润率都在10%左右，形势趋好。中兴利润率最低，为7.6%。

　　华为2021年的销售额同比锐减399亿美元，降幅达28%，近二十年来首次出现营收下滑。在美国轮番打压下，华为多年来高速发展的势头遭到极大遏制。

　　与此相比，另外三家公司的营收都呈现平稳上升态势。特别是中兴，2021年营收同比增幅达13%。中兴在2018年已和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其面临的营商环境要比华为宽松。

　　华为2020年营业利润率同比小幅下降，但2021年却猛增到19.1%，考虑到其面临的形势，这并不是符合常理的变化。据其年报显示，2021年的“其它净收支”达95亿美元，主要包括“处置子公司及业务的净收益”90亿美元，这得益于出售“荣耀业务”以及“子公司超聚变（服务器产品）”。

　　也就是说，华为2021年的营业利润中有90亿美元来自业务出售，如果剔除这个因素，当年营业利润率则为10%，这个数字应该更能反映实际经营状况。

　　爱立信2021年利润率达到13.7%，增幅有所放缓。诺基亚2021年营业利润率从4%猛增到9.7%，整体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中兴的利润率也得到显著提升，达到7.6%。

　　华为消费者业务销售额同比大幅下降49%，营收占比缩小到38%。运营商业务同比下降7%，营收占比44%，重新成为比重最大的业务。

　　企业业务逆势增长2.1%。华为近期成立的各大军团，就是要在各个垂直领域形成突破，“撒豆成兵”，塑造新的增长极，以抵消运营商和消费者业务的下滑。但企业业务基数偏小，要想快速弥补整体营收的下降，仍极具挑战性。

　　爱立信的网络业务同比增长1.1%。2021年是全球5G快速发展的一年，但爱立信的网络营收并没有显著增长，一大原因是中国销售额同比减少10亿美元，估计和瑞典电信管理局的“神助攻”有关。

　　诺基亚的移动网络业务同比下降6.5%，主要原因是北美市场份额减少，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和三星。目前诺基亚全球5G合同数为214个，已商用5G网络为74个。

　　诺基亚的网络基础设施业务同比大增13.9%，主要包括固网和海缆业务。华为正在被打压，而爱立信没有固网业务，客观上给诺基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中兴各项业务实现全面增长，特别是消费者业务，增幅高达59%。政企业务实现16%的增长，显示出在垂直行业的积极布局。

　　华为各区域营收呈现全面下滑的态势。主战场中国区的营收降幅最大，达30.9%。欧洲中东非洲作为主要海外市场，营收同比下降27%。整体市场形势依然严峻。

　　北美和欧洲市场作为爱立信的基本盘，同比都显著增长。东北亚降幅最大，主要受中国区市场影响。

　　北美和欧洲市场是诺基亚的基本盘，同比都实现增长。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2.3%，主要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复苏。

　　除了亚洲区域外，中兴整体上呈现增长态势。中国区同比增长达14.7%，欧美及大洋洲增幅最高，达23.8%。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并没有对中兴海外销售造成明显冲击。

　　华为2021年底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同比减少70亿美元，降幅达25%。爱立信和中兴都有明显增长，诺基亚小幅减少2亿美元。

　　以近三年为时间轴，2020年，华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锐减88亿美元。2021年又同比增加39亿美元，细分后发现，其销售商品及服务所得现金大幅减少，而支付给供应商及雇员的现金降幅更大，导致该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逐年增加，反映出经营活动获取现金能力的稳健性。

　　就资产负债率而言，四家厂商处于55%~70%的区间范围内。中兴负债率最高，为68%；诺基亚最低，为56%。

　　就企业总体运作效率而言，爱立信的总资产周转率最高，为81%；其次是中兴，为72%。华为的人均销售额最高，为51万美元；其次是诺基亚，为29万美元。

　　华为的研发员工数最高，达10.7万人，占比也最高，为55%。爱立信的研发员工数最少，占比也最低，和另外两家公司形成明显对比。

　　如果换个角度，则引申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华为在业界以高强度工作而闻名，也就是说，其研发部门的工作强度应该高于爱立信。在此前提下，华为研发员工比例仍是爱立信的两倍。作为曾经的无线领域王者，爱立信研发体系的整体效率是否更胜一筹？

　　三年来，华为研发投入总计653亿美元；其次是诺基亚，总计145亿美元。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充足的研发投入是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构筑行业壁垒的必要条件。

　　从上述年报数据中，可以看出各个公司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华为，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为此，笔者采用“比较公司学”的手法，把四大设备商的特质进行横向对比，试图发掘其中的异同及规律。

　　四大设备商中，只有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显得非常另类。企业选择上市，目的在于通过股市杠杆去撬动更多资金，以扩大经营规模。中兴在深圳和香港上市，爱立信在瑞典和美国上市，诺基亚在芬兰、法国和美国上市，都能获得多方融资渠道。

　　而华为没有上市，就少了一条重要的融资途径。但是，它选择内部全员持股的办法，通过内生力来获得资金再投入。这种方法创造了两个副产品：一是将员工和公司深度绑定，超出了常规契约关系的范畴；二是通过可观的股票分红，对员工进行更强的物质激励。

　　当然，上市也有弊端，公司要为股东负责，一举一动都在公众的聚光灯下。公司需要定期发布各种财报，每次报告的披露，要么达到分析师预期，股价上涨，要么达不到预期，股价下跌。由此带来的是最直观的市值波动，并不断刺激着投资人的神经。因此，上市公司往往要聚焦于中短期策略，保持业绩增长并提升盈利水平，以应对资本市场的质疑。

　　华为没有上市，也就没有被资本所绑架，它可以制定出长远的甚至是激进的战略，从而抢占行业的制高点。

　　华为以奋斗者为本，而西方公司以人为本，二者有本质区别。如果把它们的宗旨互换，会呈现出强烈的违和感，因为每家公司的基因不一样。

　　华为采用的是重度推拉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提供超出行业水平的激励，吸引员工不断奔跑；一方面用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价值观宣教，来防止员工懈怠。华为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堪称刚猛，但又会留出更多利润和员工分享，这种独特的分配机制是它多年来高速发展的基础。

　　这是以公司高速发展为前提的，一旦增长放缓，激励势必降低，平衡就容易打破。因此，华为有时会采取一种“运动式”的方法来激活组织。

　　例如，2016年，它将国内两千多名研发人员派到海外，参与一线市场拓展。这种大开大合的运作方式，在全球商业界都是罕见的，在西方友商眼中更是天方夜谭般的故事。

　　对于很多“70后”和“80后”而言，“物质匮乏+集体主义”深深镌刻在孩提时代的记忆里，当他们加入华为后，天然契合公司独特的机制和文化。但是对于“90后”和“00后”而言，他们成长于一个“物质丰富+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加注重个人感受和自我实现，“胡萝卜+大棒”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根据一份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最受95后欢迎的新兴职业竟然是主播或网红。对于新生代而言，他们拥有更多的选择，将自己和一家企业深度绑定甚至每天“996”的模式，已经不是首选。

　　西方公司采用的是轻度推拉的管理方式。企业和员工之间是一种常规契约关系，并没有掺杂太多其它因素和过多的宣教。奖惩措施都偏于温和，采取比较传统的分配方式，高度依赖成熟的流程体系。在执行力上，两家北欧公司也许要弱于华为，但推拉的平衡受外部变化的冲击较小，也更稳定。

　　西方公司基于普适的价值观，推崇更加中性的企业文化，依赖的是员工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自我管理，并不受限于员工的年龄或国别。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各项工作照样能够有序运行，咖啡和休假并不会影响高质量产品的发布。这是为什么呢？

　　西方公司的核心依托，是一百多年来，从大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所沉淀出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由此演绎出的运作体系。这是建立在无数企业兴衰经验之上，由各大公司﹑各大商学院﹑顶级咨询公司通力合作，不断提炼出成熟的方法论，并在实践中反复迭代的过程。多年磨合形成的最优运作机制，加上润物细无声的企业文化，已经接近“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

　　近二十年来，通信行业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尤其是移动通信，从3G到4G再到当前的5G，每一代技术的演进都带来大规模的网络投资，每一代网络的商用又会激发海量的新应用，每一轮新应用的爆发又会促进网络的扩容。通信设备商们在每一次浪潮中，都享受到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作为中国厂商，华为和中兴在全球市场不断扩展，已经跻身第一梯队行列。

　　然而，在5G到来之际，地缘政治对行业的影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美国的“长臂管辖”犹如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所有设备商的上空，而中国厂商受到的影响最大。

　　华为至今仍在美国“实体清单”当中，再加上“清洁网络”的限制，其发展势头被极大地遏制，销售额出现二十年来的首次下滑。

　　爱立信和诺基亚在5G的首轮浪潮中频频出击，已斩获可观的5G合同，完成了第一轮布局。2021年4月，3GPP将5G演进技术正式命名为5G-Advanced，并计划从Rel-18开始标准化。全球各大运营商也在积极探索5G-Advanced的业务场景，预计两家北欧公司将在5G下一轮浪潮中继续占据有利地位。

　　中兴早在2018年就已和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并且合规观察期已于今年3月结束。中兴的供应链能够正常运转，除了部分发达国家市场受限外，总体经营状况是比较稳健的。

　　华为在巨大承压下，营收开始大幅下降，而另外三家厂商都显示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以这个时间轴往后，如果外部环境没有大的改变，预计这种“剪刀差”的发展趋势仍将持续，行业格局也将进一步分化。

　　对于华为而言，“有质量地活下来”仍是当前主要目标。在运营商业务和消费者业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寻找新的蓝海是当务之急，包括成立各大军团，拓展垂直市场，以及进入汽车行业，合作造车等。

　　但凡事都无法一蹴而就，华为现在是和时间赛跑，以尽快打造新的增长极。如果营收和现金流持续承压，预计华为还可能通过出售资产的方式来控制规模，并换取宝贵的现金流。另外，在营收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怎样保持十几万员工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同样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

　　行业的这场变局持续至今，给国人带来很多启发。虽然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的模式早已深入人心，但国际政商环境一旦有变，这种模式反过来就会成为掣肘，甚至能直接击垮一家企业。

　　对于国内产业界而言，手中不光要有“利器”，更要有“制器之器”，力争在产业链上游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比如先进制程光刻机﹑核心芯片﹑高端EDA软件等，才能避免受制于人。

　　[7] 华为车BU扩至14大部门背后：两条分岔路和它的代价，Tech星球

　　[10]《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吴晓波，中信出版集团

　　[12]《以奋斗者为本，华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纲要》，黄卫伟，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