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伦理小说中国中小学生学习负担重，非始于今天，减轻学生负担的呼声也非始于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教育部门就学生“减负”出台过30多个文件。这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是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各种报端上仍常出现有关减负的争辩和讨论，这其中有人大代表、教育专家的强烈呼吁，也有家长、学生的坦白表达。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层层检查制度、评比制度，是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之一。如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区县内各校每门课的考试结果进行统计检查，排出名次；各校对每位教师进行检查，按着学生的考分，统计各班单科考试成绩，排出名次。这种评比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奖惩性评价制度，将学生在各种测验中所获得的成绩作为教师评价体系中最直接的指标。教师不得不因此想方设法地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继续大搞应试教育。由于评估直接关联到奖惩待遇，教师甚为关注和重视，并产生担心和惧怕情绪。于是考前对学生“千叮万嘱”，要求每个学生抓紧学习，争取最好成绩；考后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所带班级的平均成绩落后，继续拼命抓学生学习，紧绷的神经一刻也不敢放松。

　　可以说，我国许多地区中小学教育有着一套残酷的、有形或无形的检查制度，评比制度和排名制度。各级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在这种竞争性制度下生存和生活。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我国教育界多年来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经济发展要看GDP，教育发展要看升学率。由于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绩观驱使，一些地方领导习惯于像抓GDP一样抓升学率，并以此作为考核学校的主要指标。

　　近几年，虽然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出台了减负措施，却不见成效。笔者认为，并非因为减负措施不科学，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以考试为中心、以分数论优劣”的教育评估制度、检查制度、排名制度没有根本改变。

　　我国大学被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导致学生和家长一心追求进全国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因为进了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学生将来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高，毕业后的出路更宽广，可以优先找到工作，得到丰厚的待遇；考进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学生多了，原来所读的中学名气也大了，教师可晋级、可拿高奖金，学生光彩，家长光彩，校长也光彩。

　　为了挤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这座独木桥，千千万万的学生才不得不背上了苦学的重负。即使学校想减负，家长也不愿减负，生怕自己的孩子输给别人，输在起跑线上。于是，社会上各种以盈利为目的，以升学为诱饵的补习班、辅导班、教辅资料、家教市场等泛滥成灾，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和压力。

　　高考招生分一本、二本、三本和高职大专，明显反映了高校等级制。考生要填多张报名表，分数高的进重点大学，分数低的进大专高职。近年来又实行了“平行志愿”法，使名校垄断高分者，高分者统统进名校，其他高校只能得到低分学生。进大专高职的学生统统是最低录取分数者。这便在社会上造成名校、重点大学非常荣耀、非常风光，能进名校、重点大学的才是优秀生，逼迫学生往等级高的名校挤。美国有1200所二年制社区学院，许多优秀学生云集在这里学习，二年后可升入名校，也可以选择工作，没有等级差异。而我国高职高专的学生是以高考失败者的心态进入校门的，自尊心受挫、自信心失却。

　　高校等级制还表现在毕业生就业方面。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形势严峻，加上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就业竞争日趋激烈。有些单位规定只招聘“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的毕业生；在有些地区和单位，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可以报户口，非重点大学的就不能报。这种“唯校是举”的等级制，有悖于“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为了能在社会地位高、工作相对稳定、薪酬较优厚的工作单位就业，学生就必须取得更高学历，争取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而在当今时代，除了高考之外，几乎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人的理想追求。独生子女时代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愿望。

　　有一个事实让很多人不解：我们国家连续几年高校扩招，毛入学率从解放初的0.26%、1998年的6.8%增加到2008年的23.3%，上海、北京等地已高达55%以上，为什么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学生的学业负担反而越来越重呢？根源在于高校等级制。家长、学生认为只有拼命往名校挤，方能“光宗耀祖”，将来才有好工作、好前途。显然，高校等级制是导致学生负担重的根源之一。

　　因此，要真正做到减负，必须从教育行政部门改变对学校和教师没完没了的检查制度、统分制度和排名制度，改变“唯考试成绩、唯分数是举”的做法；必须在我国取消高校等级制度，改变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取消分一本、二本、大专的传统高校招生方式，让学生任意填报志愿，各类学校可自主录取、同时录取。取消给名校、重点大学特权和高人一等的级别，缩小分配上的差距，缩小贫富差距，才能从根本上淡化学生对重点大学的狂热追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学校，从而减轻学习负担。